五四與先賢-超黨派的新文化新思潮

1919年，是協約國戰勝的日子，同屬於此陣營的中華民國，亦有向戰敗國談判的權利，過去德國殖民我 膠州灣(今青島)，我國此時要求歸還失土是合理的。
然而，中華民國作為一戰的戰勝國，卻被同為戰勝國的日本要求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予日本而非歸還中國。此一大問題即引發了「五四運動」。

在這場衝突中，除了激發了民族愛國的心，也萌生了對於文化救國的思潮。例如本黨故主席李璜的回憶錄《學鈍室回憶綠》中提及：在遠因上來說，這是東西列強對我國多年來不斷侵略結果。又說：在近因上來說，則在頭一年(1918年)五月，留日學生數千人未反對寺內內閣與北洋政府密定中日軍事協商而引發了衝突，罷學歸國，實為次年「五四」反日愛國運動的導火線。而同為留日學生的曾琦(本黨創黨人之一)與李大釗(共產黨領袖)皆在其中。

「五四運動」及後形成的新文化運動，為近代中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胡適、陳獨秀等愛國青年亦在同時激發了多元的政治思潮。回顧過去的同時，我們不妨想想，今天的民國與當時的民國，我們如何面對危機呢？